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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批判错误社会思潮的逻辑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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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批判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分析批判各类错误社会思潮中发展、壮大,从而成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立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的放矢地反驳错误社会思潮的主要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其根本症结及实质所在,更在分析批判中进行了自身理论的建构与创新,实现了破立结合、批判性与建设性的高度统一。立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梳理其分析批判错误社会思潮的逻辑进路,对于当代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思想发展历程,是由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再到扬弃青年黑格尔派,从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过程。在这一思想发展进程中,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常常用犀利、嘲讽的语言,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进而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坚持了高度的原则性。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集中清算青年黑格尔派,奠定其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作。马克思恩格斯在文中首先以讽刺的口吻揭露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其次,分析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症结所在:“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由此“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最后,尖锐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无视甚至是敌视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观点:“绝对的批判摒弃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绝对的批判宣布‘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犀利批判特色,更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该文中马克思恩格斯意欲彻底清算他们从前的信仰,肃清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第一卷第一章前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用嘲讽的语言揭示了青年黑格尔派所谓的斗争实际上是同“观念、思想、概念”等“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其进行的哲学批判的实质是:“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哲学叫卖,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狭隘性、地域局限性,……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而分析批判了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德国社会主义”所代表的各式各样的哲学观点,比较了两种对立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从而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历程也是扬弃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地进行严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历程。在分析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体现出的是理智客观性的坚守。

由于恩格斯曾更多地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因此,他较早于马克思致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对于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写于1843年9月到1844年1月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同马克思合作之前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正如列宁所说,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也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而同恩格斯的交往则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思想的阐释在其思想发展早期主要集中在《哲学的贫困》中。1880年马克思在《关于“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曾指出,看到《贫困的哲学》后之所以决心彻底批判它,是“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因此,新黑格尔派哲学《哲学的贫困》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起点,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之作。

在严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客观、明晰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资本论》中,创立了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运用、验证和发展的极好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对错误社会思潮的分析批判又始终与实际的政治、社会斗争直接结合,进行了彻底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曾说:“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分析批判中逐步获得并巩固其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的。这种批判以19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主义、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为典型代表。

针对拉萨尔的错误以及拉萨尔死后拉萨尔主义者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危害,马克思首先同拉萨尔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并于1862年7月与年底,同拉萨尔先后两次就德国工人运动的路线问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875年,马克思又抱病针对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为合并后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起草的、浸透了拉萨尔主义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草案》写下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即《哥达纲领批判》的主体内容,给予了拉萨尔主义严厉、坚决且全面、具体的批驳。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巴枯宁深受蒲鲁东及蒲鲁东主义的影响,曾自称为“纯粹的蒲鲁东主义者”。1864年巴枯宁参加第一国际,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巴枯宁参加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即把第一国际变成实现其分裂路线的工具。其间,巴枯宁创立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发表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等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其理论的实质是“和蒲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1872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以揭示巴枯宁主义者分裂主义的线年间,又连续写了一系列著作,从思想上进一步清算巴枯宁主义,包括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恩格斯的《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除著作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在1871到1872年的一些通信里面较为集中地分析批判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所在,如《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等。

总之,我们要立足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探究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批判错误社会思潮的逻辑进路,坚持高度的原则性、坚守理智的客观性、坚定顽强的斗争性,进而达到客观、辩证、理性地分析批判当代各类社会思潮,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

书摘倾盖如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结识与首次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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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传: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作者:袁雷、张云飞,出版社:中国人民出版社

作为19世纪无产阶级的两位最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并肩作战,荣辱与共,使得自己的名字和另外一个名字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人们提起马克思时,总会想到恩格斯,因为恩格斯是另一个马克思;当人们提到恩格斯时,总会想到马克思,因为他和马克思是一个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是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学历结构,还是自身的性格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当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向普鲁士专制制度开战时,就表明他们从事着共同的事业,有可能成为共同革命的同志和亲密战友。在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时期,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积极关注马克思发表的文章。作为报刊主编,马克思自然也要审阅恩格斯的稿件。因此,虽然他们这时未曾谋面,但是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1842年6—7月,恩格斯和埃德加尔·鲍威尔合写了长篇讽刺叙事诗《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用诗歌的形式表明青年黑格尔派和宗教神学反动势力的英勇斗争,反对宗教黑暗势力。其中,恩格斯这样论述马克思:“是谁跟在他指布鲁诺·鲍威尔。的身后,风暴似地疾行?是面色黝黑的特利尔之子,一个血气方刚的怪人。他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他是在风驰电掣地飞奔。他满腔愤怒地举起双臂,仿佛要把广阔的天幕扯到地上。不知疲倦的力士紧握双拳,宛若凶神附身,不停地乱跑狂奔!”从马克思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中,恩格斯看到了他愤世嫉俗的性格,并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展示了一个无所畏惧、始终战斗着的马克思。

1842年11月下半月,赫格尔恩格斯动身前往英国,到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实习经商。新黑格尔派哲学赴英途中,他访问了科隆的《莱茵报》编辑部,并和马克思初次见面。这次会晤非常匆促,双方并没有深入交流。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彼此的认识,马克思非常重视恩格斯为《莱茵报》撰写的稿件。双方对彼此深入了解的转折点是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这不仅标志着他们各自完成了两大转变,也使得他们认识到彼此在思想方面的高度契合。马克思指出:“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完成了思想转变,和马克思殊途同归,相得益彰。这样,马克思就和恩格斯开始了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恩格斯的研究也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1864年7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这表明了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平行影响。

1842年10月以前,马克思在波恩;我在9月底或10月初从柏林归途中顺路访问了编辑部,据我记忆,当时在那里的只有莫·赫斯和曾任《爱北斐特日报》(好象当时它叫别的名称)编辑的腊韦博士;我记得鲁滕堡当时已经被逐,不过这一点我没有把握。11月底我赴英国途中又一次顺路到编辑部去时,遇见了马克思,这就是我们十分冷淡的初次会面。马克思当时正在反对鲍威尔兄弟,即反对把《莱茵报》搞成主要是神学宣传和无神论等等的工具,而不作为一个进行政治性争论和活动的工具;他还反对埃德加尔·鲍威尔的清谈,这种仅仅以“极端行动”的愿望作为基础,并且随后不久就被埃德加尔的其他听起来颇为激烈的言辞所代替。因为当时我同鲍威尔兄弟有书信来往,所以被视为他们的盟友,并且由于他们的缘故,当时对马克思抱怀疑态度。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前往巴黎拜访马克思,并逗留了十多天。在此期间,两人基本上形影不离,不仅一起参加工人集会和聚会,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发现彼此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完全一致的意见,由此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虽然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克思也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成员,但是在编辑《莱茵报》的过程中,马克思日渐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使他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在柏林,一部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成立了“自由人”小组,其成员主要包括埃德加尔·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等。他们的主要思想特征是:不加区分地、抽象地批判一切,而不提出任何积极的行动纲领,尤其是不付诸实践活动,成了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盲目地鼓吹彻底否定,空喊和无神论的极端激进的口号。自由人的这种粗暴的言行使当时的资产者十分惊慌,但是却没有给专制政府以应有的威胁,反而败坏了民主主义运动的声誉。在此情形下,马克思与自由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他反对自由人的空想的毫无根据的批判,并不再在《莱茵报》上刊发他们的文章。在1842年11月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对自由人进行了批判:“这班人已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他们的惟命是从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让他们再像以前那样空谈下去了。”这也是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体现。

这时,自由人爱德华·梅因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攻击他的所谓的保守主义立场,并要求他答复一些问题。于是,马克思给梅因回信,并在1842年11月30日给卢格的信中转述了相关内容:“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说,我认为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塞进一些和社会主义的信条,即新的世界观,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教,而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本质和读者的教育水平,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失,宗教也将自行消亡。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么最好少炫耀‘无神论’招牌(这看起来就像有些小孩向一切愿意听他们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这样,马克思就驳斥了自由派的错误观点,开始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

在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决裂的同时,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这样,在彻底清算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将开始第一次伟大的合作。

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伴们将自己装扮成黑格尔主义的卫道士,将自己看作高踞群众之上的人物,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因此,马克思将之讽刺为“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分工合作,创作了著名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简称《神圣家族》),不仅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观点,还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里,批判的批判是指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观点。

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忽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仅强调思想在变革社会中的作用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理解,任何在历史上能够实现的群众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只有切实代表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思想才能真正发挥自身的历史作用。当然,要充分发挥思想的作用,必须要有相应的主体。“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里的人不是指抽象的个人,而是指掌握了这种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事实上,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结果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阐述了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主人。这为他们的思想与人民群众的深刻结合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就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即人民群众全面创造了人类历史。

虽然资产阶级革命的主体也是人民群众,但是其实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而非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这场革命只有对于那样一些群众来说才是‘不合时宜的’,那些群众认为在政治‘思想’中并没有体现关于他们的现实‘利益’的思想,所以他们的真正的根本原则和这场革命的根本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相悖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一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前提是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无产阶级并不是白白地经受那种严酷的但能使人百炼成钢的劳动训练的。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

这样,无产阶级就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其历史使命就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消灭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私有财产在自己的国民经济运动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但是私有财产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发展,只有当私有财产造成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时,才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它也执行着私有财产由于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全面阐述了革命的领导阶级和主体力量,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针对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宣扬自我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绝对性作用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确实,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可见,物质生产才是真正的历史的诞生地,因此,必须从社会物质生产的角度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德法年鉴》已经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意义。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初步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强调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其政治结构,只不过他们这时还没有使用科学的“生产关系”的概念。这里的市民社会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

《神圣家族》首先由马克思开始撰写。1844年8月底,恩格斯到达巴黎,并逗留了十多天。在此期间,恩格斯立即撰写了《神圣家族》中他所承担的章节,使得该书成为他和马克思的第一部合著。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将原本计划的单纯的批判不断演变为阐述自己新的世界观的开端,因此手稿的篇幅不断扩大,最后变成了一本内容广博的著作。这样,恩格斯撰写的内容就显得较少。在大约1845年1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指出:“你把《批判的批判》扩充到20个印张,这的确使我大吃一惊。但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么多的东西现在就要问世了,否则,谁知道它们还会在你的写字台里搁多久呢。不过,你把我的名字也署在封面上,那就未免欠妥了,因为我至多只写了一个半印张。”这不仅反映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深厚友谊,以及对他们共同的思想和事业的尊重,也反映了恩格斯谦虚谨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神圣家族》于1845年2月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之后,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再次指出,他可是几乎什么也没有写,而且每一个人都能看出来马克思的文风。事实上,该书的主要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持有的,也是他们一起清算青年黑格尔派、共同创立科学的世界观的开端,因此,马克思将该书以他和恩格斯两人共同署名,不仅是合适的,而且是必要的。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合作及共同创立自己学说的开端,在他们思想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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